（一）山地比例高，自然基础薄弱
中国是世界上多山的国家。如果按照广义山地计算，包括山地、高原和丘陵，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9.27％（表1-1）。全国不仅山地面积比例高，而且地势高峻，高山比例超过其他任何人口众多的大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其北部与东部边缘以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与地势第二级阶梯分界。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平均海拔1000~2000米，其间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东面以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与地势第三级阶梯分界。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分布着广阔的平原，间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海拔高度500米以上的面积所占比例达到74.8％，海拔高度1000米以上的面积比例达到57.9％。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中国大陆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高度的1.83倍。山地虽然在资源多样性利用、发展立体农业等方面有其优势，但因地势起伏大，地面坡度大，土层薄，海拔高，气温低，山地灾害多，导致自然基础薄弱，生态系统制约因素多。
表1-1 中国各地貌类型土地面积统计表
（据邱道持，2005）
（二）干旱面积大，生态系统脆弱
从海陆分布来看，中国位于全球最大陆地和最大海洋之间，全球最高大的青藏高原隆起带上，共同对行星风系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形成特别强盛的季风环流，其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季风气候。受季风的强烈影响，降水自东南向西北减少。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乌鞘岭、巴颜喀拉山、昆仑山一线西北的内蒙古、柴达木和新疆等地，终年受大陆性气团控制，且处于夏季风影响范围之外，气候极其干燥。据统计，中国东南部湿润半湿润区和西北部半干旱干旱区，约各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湿润地区占32.2％，半湿润地区占15.3％，半干旱地区占21.7％，干旱地区占30.8％（表1-2）。全国有沙漠戈壁11600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08％，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的内蒙古、甘肃、新疆；高寒荒漠1533.33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60％，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即昆仑山以南，北纬30°以北，青藏公路以西，新藏公路以东。石漠山地4600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80％，主要分布在西北、青藏高原、西南山区以及东南山区（邱道持，2005）。
表1-2 中国湿润程度的变化表
(据刘卫东等，2010)
（一）人地矛盾的基本情况
中国人均耕地1.4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排在世界第67位，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7，印度的1/2（图1-2）。
图1-2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耕地比较表
全国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9亩，而日本200亩，法国600亩，美国1500亩。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都在耕作；近几年每年进口相当于8亿亩耕地产出的谷物、大豆和棉花，粮食供需紧平衡是长期态势。全国适宜生产生活的陆地空间只有300万平方千米，可供大规模、高强度开发的国土只有180万平方千米，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等生态用地和已有的建设用地，未来可供开发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千米左右。这些空间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侧，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叠加的主要区域。
全国严重缺水和较严重缺水的区域面积分布广，普遍面临资源生态环境约束。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列世界第110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地区水热条件差异大，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耕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6.3％，但年降水量就占了全国年降水量的82.3％，而其余地区的耕地虽占全国耕地的63.7％，年降水量却仅占全国年降水量的17.7％。2015年年末，全国有未利用地27940万公顷，但其中56％以上是沙地、裸岩石砾地、冰川及永久积雪等难利用土地，且大多分布于交通不便、水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脆弱的边远地区，由于生态、经济和技术原因，难以进行大规模开发，人地矛盾和区域结构失衡状态将长期存在。
（二）人地矛盾加剧生态退化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强烈的发展欲望和人地矛盾的日益加剧，导致了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事实上，水土流失主要是因为陡坡垦殖和植被破坏所造成的；沙漠化也是因为乱垦滥牧等原因，造成风沙旱情加剧，导致沙漠不断扩张的结果；土地盐碱化，是一种因人工灌溉和排水不当等，使地下水水位上升，水分蒸发后，盐分大量积累在土壤表层的地理过程，也与土地开发强度过大有直接关联；土地污染，是一种因工业和城市“三废”排放，以及化肥、农药和农用膜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致使有害物质进入土壤，超越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使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受到危害的地理过程。这些大量的生态系统退化现象，除了不合理利用管理等因素外，也都与人地矛盾的加剧有直接联系。2006~2009年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省份的生态用地均有减少，总计减少生态用地约1321.30万公顷，年均减少440.43万公顷。其中，以东北、内蒙古及西北地区最为严重，黑龙江、内蒙古及新疆3省（自治区）分别减少263万公顷、150万公顷及143万公顷，主要原因是过度开垦。2010~2015年，全国的生态用地平均减幅约为0.27％。其中，减少幅度较大的省（直辖市）上海、天津等，分别约为2.49％、1.12％，原因也同过度开垦有关。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地矛盾，使水土流失成为主要的环境问题。根据公布的中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其中水力侵蚀面积达165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面积191万平方千米。在水蚀和风蚀面积中，水蚀、风蚀交错面积为26万平方千米。根据统计，中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吨。长江流域年土壤流失总量为24亿吨，其中上游地区年土壤流失总量达15.6亿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区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多达16亿吨。此外，20％左右的耕地受到污染，1.2亿亩的耕地已经次生盐渍化。1/3的中国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7大河流中有近一半的水资源已经丧失其应有的生态服务功能，而另有1/4的中国人没有洁净的饮用水源。
（一）生态问题积累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国逐步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了空前水平。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谷物、肉类、蔬菜等多种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工农业产品的多样性也前所未有。但是，长期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源环境代价巨大，生态问题积累越来越多。
1）土壤环境问题不断加剧。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已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水环境质量。近20年来，中国主要农田土壤显著酸化，90％的农田土壤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酸化土壤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和云贵川等地，面积约为2亿公顷。农业部农产品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对全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查显示，重金属超标率12.1％，粮食重金属超标率10％以上（周启星等，2004）。
2）荒漠化、沙漠化问题突出。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化监测结果，2014年中国荒漠化和沙漠化土地面积分别为26115.93万公顷和17211.75万公顷。荒漠化和沙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在西部的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和甘肃5个省（自治区），分别占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的95.64％和93.95％。西北地区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十分严重。宁夏和新疆的盐渍化耕地曾经分别占其耕地的10.7％和28.7％（成升魁等，2018）。土地荒漠化、沙化和盐渍化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北地区农业生产长期以来过度开发利用的结果，越积越多，加剧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其质量不断恶化。
3）地下水问题日趋严峻。华北平原是中国主要的井灌区，拥有井灌面积1066.67亿平方米，占全国的58.6％；全区灌溉机井345.2万眼，占全国的68％。机井对地下水资源掠夺性的开采导致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全区浅层和深层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明显，其中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6.19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24.51米。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地下水降落漏斗不断扩大和加深，形成了山前平原串珠状地下水降落漏斗和5万平方千米的深层地下水复合漏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刘海若，2017；许月卿，2005）。全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污染，国内近20％的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源水质劣于Ⅲ类，部分城市饮用水水源水质超标因子除常规化学指标外，甚至出现了致癌、致畸、致突变污染指标。2010年黄河流域浅层地下水蓄水量比上年减少1.63亿立方米，已形成12个地下水漏斗区。沿海地区的地下水超采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咸水、海水入侵后污染地下水。中国部分沿海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破坏了海岸带含水层中淡水和海里咸水的平衡，从而引起部分地区地下水中的淡水体被海水入侵，失去饮用水的功能（江镕，2013）。
4）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堪忧。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频繁，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海洋环境污染成因包括赤潮灾害、海上溢油、生活垃圾、近海水养殖、重金属等。据«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7年对110条入海河流实施了监测。其中，在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多年连续监测的55条河流入海断面水质劣于第Ⅴ类地表水水质标准的比例分别为44％、42％和36％。在监测的371个陆源入海排污口中，工业排污口占29％，市政排污口占43％，排污河占24％，其他类排污口占4％。全年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57％。76个入海排污口全年各次监测均超标。不同类型的入海排污口中，工业类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为68％，与上年相同。市政和排污河类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分别为52％和53％，分别比上年提高2个和9个百分点。其他类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为62％，比上年降低3个百分点。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较差，90％以上无法满足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2017年我国管辖海域共发现赤潮68次，累计面积约3679平方千米。与上年相比，赤潮发现次数相同；与近5年平均值相比，赤潮发现次数增加13次。中国海岸侵蚀依然严重。由于开展海岸整治修复和人工护岸修建，砂质海岸侵蚀长度有所减少，但局部海岸侵蚀加重，粉砂淤泥质海岸侵蚀有所减弱。河流输沙减少、风暴潮和不合理海岸工程影响是造成局部海岸侵蚀的主要原因，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海岸侵蚀。
5）湿地面积持续萎缩。湿地是地球的“肾脏”和“物种基因库”。我国的湿地维持着约2.7万亿吨淡水，保存了全国96％的可利用淡水资源，湿地是淡水安全的生态保障。全国湿地有湿地植物4220种，湿地植被483个群系；脊椎动物2312种，隶属于5纲51目266科，其中湿地鸟类231种。据2013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目前全国湿地总面积5360.26万公顷，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率为5.58％。与2003年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减少率为8.82％。其中，自然湿地面积4667.47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87.08％。与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了337.62万公顷，减少率为9.33％。据统计，近4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累计围垦滩涂湿地超过100万公顷，相当于现有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沿海地区掀起围海造田的热潮，使沿海湿地遭受到一次较大规模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后期，沿海地区海水养殖业大发展，再次造成沿海湿地大面积的毁坏。近几年来，沿海城乡经济的发展，港口建设和扩建等一系列活动，一再不断地侵吞沿海湿地资源。内陆湖泊的围垦更为突出，如江汉平原面积在50公顷以上的湖泊，20世纪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总面积减少了43.67％，洞庭湖已被围去17万公顷，鄱阳湖被围去8万公顷，太湖在1969~1974年间被围去约1万公顷，洞庭湖、江汉湖群和云南高原的湖泊，因围垦淤塞破坏使之失去近350亿立方米的淡水贮量（吴次芳等，2003）。
6）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仅野生脊椎动物就有6347种，占世界总数的13.97％。其中兽类500种，占世界总数的11.8％；鸟类1258种，占世界总数的13.7％，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国家；爬行类376种，占世界总数的6.27％；两栖类284种，占世界总数的8.11％；鱼类3862种，占世界总数的20.0％（刘江等，2001）。可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大规模减少的危机，其范围涉及所有的生物类群。引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发设计的红色名录指数研究表明:部分高濒危等级的脊椎动物物种日趋丧失，鸟类高濒危等级物种的丧失速率加快，白鹤、白背兀鹫、朱鹮和黑嘴端凤头燕鸥等已上升为极危，镰翅鸡在野外灭绝，显孔攀鼠、柯氏鼠兔、海南毛猬、小臭鼩、琉球狐蝠、金猫、丛林猫、马来熊、貂熊、赤斑羚等物种进一步丧失。维管植物多样性丧失速率加快，鱼类物种多样性的丧失速率也在加快（张明等，2016）。由于森林、草原等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使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影响到物种的正常生存，导致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全国最大的3片针叶林区: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和西南横断山区，70％的天然林已被采伐。许多从前连片的森林被公路、采伐迹地、村落、城镇所替代、分割。森林面积减少和破碎化，导致严重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野外调查表明，森林采伐不仅使大熊猫栖息地的面积由20世纪70年代的2500万公顷减少到1390万公顷，而且这些现在的栖息地被割裂成十几个相互隔绝的小区。1000只左右的大熊猫种群，被公路、河流、农田、村落分割成20多个小种群，有的小种群只有3~5只。我国草场主要分布于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274万平方千米。由于长期超载过牧，有一半以上已经退化，其中1/4严重退化。特别是草场围栏到户，使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牧场完全丧失了栖息空间，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度下降或分布区减少，野生动物物种局部灭绝（刘江等，2001）。2009~2012年全国生态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下降趋势，累计减少2911.70亿元。其中，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2049.62亿元，天然湿地减少528.24亿元，耕地减少241.19亿元，其他减少92.65亿元。从生态用地分类上看，2009~2012年，无干扰型生态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464.66亿元；半干扰型生态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2225.80亿元；全干扰型生态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221.24亿元（管青春等，2018）。2000~2010年全国生态足迹由17.69亿全球公顷（gha）增加到32.59亿全球公顷，年均增长6.30％；碳足迹是10年间增长最快的生态足迹类型，由7.42亿全球公顷增加到18.05全球公顷，年均增长9.29％；耕地足迹的净增幅也较大，由6.78亿全球公顷增加到8.91亿全球公顷；2000~2010年我国人均生态足迹由1.40全球公顷增加到2.43全球公顷，已远超我国人均生态承载力，并造成严重的生态赤字，危及生态系统安全（黄宝荣等，2016）。从总体上看，从1996年开始，我国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期，人均生态赤字超过0.31全球公顷。
（二）生态修复欠账多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例如，根据«中国水土保持公报（2017年）»，2017年全国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90万平方千米。其中，新修基本农田（包括坡改梯）42.66万公顷、营造水土保持林152.07万公顷、经济果木林62.82万公顷、种草42.62万公顷、封禁治理192.22万公顷、保土耕作等治理面积97.48万公顷。其中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完成7894平方千米，安排投资61.61亿元，包括中央投资46.42亿元、地方配套15.19亿元。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竣工小流域1329条。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多，全国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依然严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水土流失面积最大的国家。再例如土地复垦，目前全国各种人为因素造成废弃的土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近年来国家一直推进土地复垦，每年新复垦量都在200万亩以上，再加上对每年因生产建设活动新损毁的土地数量近300万亩进行复垦，复垦规模已经相当巨大。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因历史欠账多，全国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共损毁土地仍然超过1亿亩，复垦质量整体偏低，不能满足生态修复的需求。国外土地复垦率一般为70％~80％，要达到国外的土地复垦目标，按照中国目前的土地复垦规模，要还清历史欠账，可能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当今中国，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一下子集中显现，不仅生态环境中的历史欠账难以归还，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不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历史欠账总是要还的，未来我们必须多措并举加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力度，争取早日还清历史旧账。
（一）社会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在国外，直接使用“生态文明时代”一词的学者还比较少，但类似的提法开始上升为一种主流思想。西方思想家托马斯·伯利就提出了生态纪的概念，这是继地球的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之后的时代纪元。托马斯·伯利认为，在地球经历了古生代和中生代之后所产生的新生代正在终结，而终结之后所可能出现的地球时代纪元即为“生态纪”。“生态纪”是“人类以共同受益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上的一个时期”，是地球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它实现从人类蹂躏地球的时代向人类与地球互惠共存的时代的转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是比从古罗马时期转向中世纪以及从中世纪转向现时代更加关键的转变。自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和新生代开始的地质生物变迁以来，不曾有过这种转变的先例。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5.97万元；浙江省人均GDP达到了9.21万元，沿海地区人均GDP大多超过了1万美元。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由此，中国社会将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升级。在“生存性需求”阶段，发展的核心议题是“生产性努力”，解决这一议题的基本路径是“经济-温饱-发展”。可是在“发展性需求”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多样性”和“内涵精神性”是其基本特征，“更好存在”和“更好活着”等非物质的和精神性的需求会上升为主导性需求，生态就是这种主导性需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无论是称生态纪或称生态文明时代，都表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生态新纪元。可是，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在持续下降，生物多样性加速减少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必须贯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二）人民对生态有更高期望
近1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更多城乡居民享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例如，城镇居民用于食品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其他支出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15年的34.8％，下降了1.9％。城乡居民，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当人的生理需要被满足以后，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需要、被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当下人们已经开始对生态环境有更高的期望，例如不仅希望食物数量能够保障，更关注食物的质量和安全；不仅希望能够有房住，更关注住房的质量和生态环境；不仅希望有生产空间，更希望能有优良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空间，如此等等。总之，随着社会发展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的升级，人们对国土空间生态就有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期望。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